飞机降落在平壤机场时，我的背包被20包泡面、5斤饼干和一堆巧克力塞得鼓胀。朋友们的叮嘱言犹在耳：“多带点！那儿物资紧缺！”可当我真正踏上这片土地，才发现这袋零食竟成了改写旅程的伏笔。

行程第二天，恰逢朝鲜十年磨一剑的《阿里郎》团体操演出。十万人铺满体育场，翻板组成巨幅标语，军乐队踏着雷霆般的鼓点行进。最让我震撼的不是表演本身，而是观众席上那些白天沉默的朝鲜百姓——此刻他们脸颊涨红，欢呼声撕破夜空，眼里烧着灼热的光。

“他们总说‘世上无所羡慕’，”导游指着公交车上那句标语微笑。可当我看见一个父亲把骑在肩头的孩子举得更高，只为了让娃娃看清烟花时，突然想起今早路过居民区的情景：阳台上密密麻麻的太阳能板，主妇蹲在楼道用煤炉煮饭，电压不稳的灯泡在黄昏明明灭灭。

离程前一晚，我和同伴揣着那袋未开封的零食溜出羊角岛酒店。平壤的夜是墨色的绸缎，仅有主体思想塔的金光刺破天际。街角暗处偶尔闪过骑自行车的人影，车铃在寂静中荡出细碎回响——这是多数市民唯一的交通工具。

转过科学家大街，公园路灯下两个穿灰蓝裙装的姑娘正倚着灯柱读书。光晕描摹着她们挽起的发髻和磨白的衣领，像一幅褪色的旧照片。见我们走近，她们触电般合上书本站直身体，手指绞紧了书脊。

“你好？”我试探着用中文开口。

“你…好！”稍高的姑娘生涩回应，睫毛紧张地颤动。

原来她们是平壤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学生。“我们读鲁迅的《故乡》，”矮个姑娘翻开卷边的课本，“但不懂‘闰土’为什么悲凉。”

谈话间，我瞥见她们帆布书包里露出的铝饭盒——那是朝鲜学生的标配，通常装着泡菜拌饭。想起导游说过：“成年人每日口粮700克，但农村常不足量。零食？那是外汇商店才有的奢侈品”。

那袋零食突然变得滚烫。直接赠送？想起街头那些避开游客视线的行人，想起酒店服务员盯着巧克力时迅速移开的目光……

“请问附近有垃圾桶吗？”我举起袋子苦笑，“明天回国带不走了。”

她们瞪圆眼睛：“全扔掉？！”

“对呀，太重了。”同伴把袋子塞过去，“帮个忙？”

路灯下，高个姑娘指尖触到塑料袋时微微发抖。两人用朝语急促低语后，突然深深鞠躬：“谢谢！再见！”转身抱着袋子狂奔进黑暗，裙摆扫过满地银杏叶。

回程飞机上，翻看偷拍的夜市照片：地下通道挤满打手电卖货的妇女，10元人民币能买三斤苹果。导游说这叫“蚂蚱市场”——城管来了就跳走。突然理解那两个姑娘的慌张：若被查到私受外宾礼物，奖学金可能泡汤。

想起妙香山遇见的那群跳舞青年。当迪斯科音乐炸响，穿工装的男孩竟跳出霹雳舞步，姑娘的裙摆旋成绽放的百合。“开放？不存在的！”导游曾斩钉截铁。可此刻手机视频里，那个邀我共舞的小伙正挤眉弄眼模仿迈克尔·杰克逊。

比糖果更甜的是人性的微光

后来在丹东口岸，看见朝鲜商贩小心点数人民币。布票、粮票、外汇券——这个用票证编织生活的国度，却把最高礼遇给了中国友人：

友谊塔下，老兵用枯手抚摸志愿军名单泪流满面

餐厅老板娘高喊“奥林匹克”送来免费冰淇淋

农贸市场里，阿嬷硬往我筐里多塞两个苹果

突然明白那晚姑娘为何逃跑：她们要用奔跑维护尊严，就像主妇把旧窗帘改成新裙仍挺直腰板；就像学生顶着电压不稳的灯读书到深夜；就像阿里郎表演散场后，那个父亲掏半天口袋，终于给眼巴巴的孩子买了支价值半月工资的奶油冰棍8。

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壮丽焰火，而是黑暗中倔强闪烁的星火。 那袋零食终将化作宿舍里的欢聚，或许伴着对“闰土”的争论，或许激发某个姑娘报考翻译官的梦想——而善意最好的归宿，本就是成为他人故事里的光。

行走手记

在朝鲜第五天，我把最后半盒巧克力放在宾馆窗台。

次日清晨，清洁阿姨在楼下朝我比心。

阳光掠过她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

那笑容比柳京大厦的玻璃幕墙更耀眼。